任何国外的哲学、宗教等理论，一旦传入中国，就会被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所吸收、融合和改造，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分支。这一现象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能力。
有人曾说过：“跟中国人讲道理，最后没有改变中国人，反而改变了他自己。”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对中华文化的深刻洞察。的确，中国人以讲道理着称于世，然而，正是这种对“道理”的执着追求，使得中国人将“道理”二字演绎得异常复杂。
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上。中国人的“道理”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灵活多变的生活哲学。中国人不盲目迷信经典，而是懂得根据具体情况活学活用。这种对“道理”的灵活运用，使得外国人常常认为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信仰，甚至不信神。
与西方哲学追求概念的清晰和逻辑的严密自洽不同，中国人的“道理”始终深深扎根于生活实践之中。中国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和感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自己的“道理”体系。这种源自生活的智慧，使得中国人的“道理”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儒家讲“天理”，天理不在书本里，而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人伦日用中；道家对“道”的论述，着重强调“人法地，地法天”，这意味着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公式或定理，而是如同流水一般，不断变化、流动的自然规律。中国人坚信“道理”源自于经验，并在体悟中不断成长。就如同王阳明在龙场驿历经困苦后，最终悟出了“心即理”的真谛——道理并非是外来的刻板教条，而是内心的本性与外部世界相互碰撞所引发的觉醒。
这种独特的思维特质决定了中国人对于“道理”的认同，必然要经过个体的亲身经历。在长辈调解纠纷时，常常会以“将心比心”作为开场白，这实际上就是以个人或群体的实践经验来支撑所说的道理。当面对外来的“道理”时，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往往是询问：“这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否得到过验证呢？”这种“经验性认同”使得中国人的道理世界始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道对外来道理的“免疫屏障”。
这就是文化自保机制。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情感和认同感源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连续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他们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法则。
这些法则既是应对自然灾难的经验，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智慧。例如，大禹治水时形成的“因势利导”思想，就是一种应对自然灾害的有效方法。这种思想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利用水流的特性来治理洪水，而不是强行对抗。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治水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中国人处理各种问题的一种智慧。
又如，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强调个人的自我约束和对社会秩序的尊重。这种思想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教导人们要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从而建立起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这些生存法则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倒，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最终内化为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文化基因”。就像中医用“君臣佐使”配伍中药一样，中国人的道理体系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每一个道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西方文明如汹涌的潮水般席卷而来，给古老的华夏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这一局势，洋务派和维新派分别提出了“中体西用”和“维新改制”的主张，试图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无情地证明了这些努力都只是徒劳。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反而在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屡屡受挫。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道理”都脱离了中国文化的土壤，难以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
这种历史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使得中国人对那些陌生的、外来的“道理”天然地保持着一种警惕。这种警惕并非是一种盲目的、固执的排外情绪，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自保本能的反应。因为我们太清楚了，一旦这些“道理”崩塌，整个文明体系都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中国人的这种“自以为是”，常常被外界诟病为缺乏包容性。但如果我们将其放在文化传承的语境中去理解，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自以为是”其实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是在历经沧桑之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