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王锡爵的奏疏之后，朱载坖问道：“就这些吗？”
冯保苦笑着说道：“陛下，还没到一半呢。”
朱载坖示意冯保继续念，王锡爵接下来认为，大明的财政还是左右堵塞之弊，什么叫左右堵塞呢？就是朝廷中枢和衙门之间的消息互相闭塞。
户部司掌财计，现在朱载坖虽然规定了年初要预算，年末要决算，但是实际上这个制度并没有彻底落实下去，预算和决算差距太大，各衙门随事奏请，要求款项，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王锡爵认为，如兵部、工部的修理边墙，工部和总督河漕的治河、太仆寺的马政等事项，都是可以提前规划的，而兵部、工部、太仆寺、总督河漕衙门却往往是随事奏请，不在年初的时候将本年度要领用的款项上报户部。
除此之外，户部作为司掌财计的衙门，对于其他衙门的收入却并不掌握，不少衙门虽然有收入，但是并不上报户部统计，户部也听之任之，因循苟且。
王锡爵以兵部为例，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
南京兵部和兵部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户部对于兵部的各项收入一无所知，兵部的银子收了多少，用在何处，也是一本糊涂账。
同时王锡爵还在奏疏中弹劾太仆寺和工部，虽然朱载坖早就下令将工部节慎库和太仆寺常盈库的收入全部解运太仓，由户部统一管理，但是实际上两衙门在移交节慎库和常盈库的银两中，账目不清，银两不符的事情屡有发生，但是户部并未就此上疏或者要求工部、太仆寺清查账目。
王锡爵认为，户部虽有主管财计之名，却无主管财计之实，对于两京各衙门的财政收支，户部根本不能有效的掌握，而马森作为户部尚书，鄢懋卿、胡宗宪、王国光等人作为户部侍郎，对此熟视无睹，既不奏明朱载坖，也不想办法解决此事，是严重的失职。
朱载坖笑了笑，这个王锡爵，倒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道奏疏将户部从司官到堂官全部都给弹劾了。
朱载坖问道：“还有吗？有的话继续念。”
冯保继续念王锡爵的奏疏，王锡爵的第三枪就对准了科道言官，王锡爵认为大明的财政还有监察虚无之弊。按照朝廷定例，都察院和六科各司其职，六科中的户科专门负责监察户部，而十三道御史负责监察地方，但是王锡爵认为这些监察多没有力度，沦为形式。
户科作为应该监察户部的机关，在实际的运作当中成为了所谓的部科表里，户部作什么事情，都会预先和户科商量，在户部和户科达成共识之后，才会请旨施行，这样一来，户科直接干预户部履行执掌财计的职能，而户科本应当作的监察职能却日渐沦为虚无。
因为现在六科与六部已经不仅仅是部科表里了，甚至有部科一体的趋势，六科已开始全面参与到六部事务之中，王锡爵认为这是不对的，六科和都察院十三道是监察官员，而非行政官员，六科在和六部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可以对部院的任何事务提出意见，但不对处理结果负责。
六科深度的参与部院行政的后果就是六科的监察职能日益虚无，王锡爵认为，这样一来，六科根本无法履行对部院的监察，因为部院的各种行政决策，都是在和六科商量之后作出了，六科怎么可能自否其言呢？
而且考察祖制，太祖、成祖设立六科的目的是监察部院，宣宗皇帝就曾经说过：“朝廷置六科给事中，出纳命令，封驳章奏，举正欺弊，职任最为清要。自今宜体朝廷选用之心，必公必正必廉必勤。知无不言，言则必当，务存大体，以扶善抑恶，使百官有司知所警畏，然后为能尽职。”
六科和六部应该是对峙的关系，从大明一贯的内外相维，大小相制来说，六科是小，是内，而六部是大，是外，六科负责监察，而六部负责行政，互有执掌，而现在的情况是，六科与六部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部科一体，还谈什么监察？
王锡爵认为，现在六科对于六部的所谓监察，不过都是走过场罢了，六科的给事中们要想贯彻自己的意志，在部科会议上就得到体现了，六科势压六部，是一个极为不正常的事情。
王锡爵的看法是，六科与六部的关系应当是：“夫内科外部，实相对峙；虽禄有崇卑，而其责常均。”
除了在京师的六科之外，在外的巡按御史们也担负着监督朝廷钱粮使用的重任，户部的钱粮的拨出之后，具体到了地方是怎么使用的，是否有贪墨、浪费的情况，就需要监察御史们的监察了，但是实际上这些监察御史们在履行自己职务的时候根本就是漫不经心，甚至于与地方官员们沆瀣一气，共同贪墨朝廷的钱粮。
王锡爵在奏疏中，就以修边钱粮为例，朝廷的修边钱粮下拨之后，边墙修整如何，钱粮是否有冒滥、贪墨的行为，工程是否合格，巡按御史的奏疏往往是空言一气，毫无实据。而且即便是日后查出来有贪墨行为，也和这些巡按御史无关，朝廷也不会怎么追究他们的责任。
所以王锡爵认为，从中枢和地方两个方面来说，朝廷看似严密的监察体系，其实根本就是监察了空气，毫无作用。
王锡爵在奏疏中将户科这帮给事中们给狂喷了一通，王锡爵认为：此辈既不通财计之学，到任以来，又不肯倾心学习，整日舞文弄墨，以辞章为事，专事沽名之举，于国事无有益处。